玛格丽特•奥玛拉(Margaret O 'Mara)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她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工作人员时，惊奇地看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一位同事给他上大学的儿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她告诉OneZero，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有人发送电子信息，这“非常罕见，尤其是在华盛顿特区的政界。”她说。

奥玛拉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的技术历史学家。2002年，她在斯坦福大学开始了她的学术生涯，开始时是一名研究员，后来教书。她的最新著作《密码:硅谷和美国的重塑》(The Code: Silicon Valley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重新审视了围绕科技重大突破的自私的创世纪故事，打破了认为只有企业家才能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科技创新负责的神话。在这本涉猎广泛的著作中，奥玛拉深入研究了硅谷的历史，从上世纪30年代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为后来的惠普(Hewlett-Packard)奠定基础，到我们这个现代的、永远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探索了改变科技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政策和全球事件。

OneZero采访了奥玛拉，讨论了硅谷是如何诞生的，以及为什么她认为像Facebook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应该被像20世纪20年代的标准石油垄断企业一样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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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Zero:像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人物，因为他们对科技领域的影响，被认很多人为是“超人”。但你的书阐述了政府投资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这些创始人的神话仍然存在呢?

玛格丽特·奥玛拉:这是典型的美国故事，对吧?这是一个关于个人主义的故事，反抗者和革命者推翻了君主，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自力更生”的故事在美国历史上一直享有盛誉。我们爱英雄——无论是在好莱坞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所以在硅谷，或者更广泛地说，在科技行业，你有这些做着非凡事情的天才。但是，这些突破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是因为有更广泛的社会结构，还因为美国所做的其他事情——无论是公共政策还是公共教育——都是显而易见的。

政府常常以一种可能不是有意为之的方式成为催化剂。这就是神奇的部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建造一座科学城。”然而，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的军事开支和太空计划开支都是硅谷火箭的发射台。

联邦合同是如何建立这些基石的?Fairchild Semiconductor是一家早期转型的硅谷公司，生产半导体和电路，这算是政府与行业合作的典范吗？

在20世纪60年代，太空竞赛为越来越小的东西创造了机会和需求。因此，军队和非军事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联邦合同是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主要收入来源。集成电路是由Bob Noyce和其他人在Fairchild开发的，这被证明是晶体管技术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微处理器的开始，最终成为微型芯片。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产品，但它没有商业市场。然后阿波罗计划成为了客户，当NASA订购了大量的这些芯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它价格的降低。然后你可以扩大它的生产规模，使它成为一个商业产品。

在华盛顿，没有人坐在桌子后面说，“哦，这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科技产业的方式。”但事情就是这样。

为什么圣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会成为美国的科技中心，而不是拥有哈佛、麻省理工和众多研究人员的波士顿?加州——尤其是这个地区——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硅谷一直在努力竞争，试图赶上波士顿。尽管人们喜欢谈论他们是如何成为竞争对手的，但两地其实一种共生关系。人们来回跳来跳去。在麻省理工接受教育的人走出了西部。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微型计算机产业的兴起，波士顿才失去了这场竞争的优势。

圣塔克拉拉谷偏远、孤立，这使得人们最初很难搬到那里去。所以搬到那里的人都是些年轻、斗志旺盛的人，并且他们可能没有家庭关系的牵挂，也没有财富让他们在Top500的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这可能会让他们更愿意到西方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像IBM这样的东海岸公司，于20世纪50年代在硅谷开设了“前哨”，而他们来硅谷的原因是斯坦福。斯坦福现在和哈佛几乎是可以被相提并论的。但斯坦福和哈佛在概念和设计上截然不同。哈佛的创立是为了培养17世纪的牧师，这是一所文理学院，它已经成长为一所十分重要的研究机构。即使是麻省理工学院，也是某个确切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但斯坦福大学是19世纪的产物，由一位铁路大亨和他的妻子创立，其明确的务实目标是:把有用的东西投入到世界上（To put useful things into the world）。

此外，斯坦福大学还为在当地电子公司工作的人设立了行业附属项目，让他们免费获得研究生学位，这对那些没有很多钱，但十分聪明的年轻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们还做了一些同行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构建面向行业前沿的整个工程项目（半导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特曼(Fred Terman)向新成立的肖克利半导体公司(Shockley Semiconductor company)派遣了一位名叫吉姆·吉本斯(Jim Gibbons)的助理教授。肖克利半导体公司是硅谷第一家芯片制造商，由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晶体管发明家创立。他在那里的工作是搞清楚是如何制造这些东西的，这样他就可以回到斯坦福，建立一个完整的实验室和项目，培训半导体技术方面的人才。那时是没有其他大学这样做。

“五大巨头”——苹果、Alphabet/谷歌、亚马逊、Facebook和微软——的总估值超过3万亿美元。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如何看待这些公司的大小和规模?政府在监管方面扮演什么角色?

“五巨头”的成长，以及这些大公司在全球生活诸多方面的重要性，使得理解这段历史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公司的起源以及它们所来自的商业社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的。这不仅是他们如此成功的原因，也是他们的盲点所在。几十年前，它们还不存在。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仅扰乱了他们打算扰乱的市场，而且还扰乱了许多其他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当华盛顿特区制定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规则时，科技倡导者会说，“我们需要确保互联网经济不会被大型媒体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的大而糟糕的业务压垮。”

当《通信规范法案》(Communications正派Act)第230条出台时，该法案认为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不用对其平台上发生的事情负责，而谷歌距被纳入还需要几年时间。这场政治对话中，没有人提及互联网上的色情内容。该行业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即他们将自我监管——但限制言论将是错误的。

人们有理由担心，控制言论或控制通讯的大公司会找到某种方法控制米奇•卡普尔(电子前沿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网络浏览器Firefox的创始人)(在1993年《连线》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所谓“杰斐逊式互联网”。我们不再是杰斐逊派了。甚至都不是汉密尔顿派——它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个局面。

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类似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新产业发展得非常迅速，人们对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等企业的巨大实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者缺乏选择感到非常焦虑。

我们正处在另一个这样的时刻。这就是2019年硅谷面临的巨大困境:如何利用这种活力?虽然现在的气氛不是很好，但硅谷里有很多好东西。我在用我的iPhone跟你进行着对话。这难道不神奇吗？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在保持这种状态的同时，不会沉浸、陷落其中。